一、回族丧葬习俗的历史传承
回族主要是13世纪前后迁入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包括7世纪以来侨居东南沿海某些高埠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在内,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吸收蒙古、维吾尔等各族穆斯林而形成的民族。[1]在形成前,他们在丧葬方面实行着伊斯兰教的丧葬制度。关于伊斯兰教的丧葬习俗,Ｅ·Ａ·多罗申科在《现代伊朗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中有这样的描述:“埋葬死者也有一种独特的仪式。但是没有豪华的埋葬仪式。当天就埋葬死者,把亡者洗净,裹上白色殓衣,置入棺木,再将棺木放进土穴。由毛拉在棺木前诵经。而在坟中放入《古兰经》片段。甚至在坟里死者的脸也要面向麦加。”[2]指出了伊斯兰教丧葬习俗中:薄葬、速葬、土葬、作“殡礼”的典型特征。回族形成后,伊斯兰教的丧葬制度已变成回族的丧葬习俗,并在社会发展中经过逐渐沿袭充实、完善,形成了全民共同遵守的丧葬习俗。
宋末元初,已有文字记载回族的丧葬习俗。即“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冼,冼讫,然后以帛拭干,用拧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殓,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不置一物也,其棺即日便出,瘗之,或闻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尸面朝西云”。周密的上述记载尽管有许多不准确和谬误之处,但用:“大铜瓶自口灌水”、“自顶至踵净洗”以及用布缠身等习俗和现在回族的丧葬习俗是一致的。此外,元代中国城镇中,大都有回回居住,因而也多有回回人的墓地。如杭州有聚景园,泉州城市有灵山圣墓,广州城面十里有:“蕃人冢”,江西吉安,至正十一年(1351年)当地达鲁花赤卖地一方于告水之东:“西域客死于此,皆葬焉”。
元、明记载回族丧葬习俗的史料较多,描述较细。有用汤瓶洗尸:“从头至足,浇洗三次”,有用“麝香脑片填尸口”等记载,还有“大殓和小殓”之称谓。明代回族著名学者李贽生前遗嘱谈及回族的丧葬习俗就更为明细,据《续焚书》载:“倘一旦死,急择城外方阜,向南做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即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李贽遗言中所述回族丧葬办法,如: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作坑安葬”,向南挖坑和“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的长宽深规格,和“面上加上掩面”,用“板”抬到墓地葬后,“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等等,这种葬法和现在回族的葬法仍基本相同,但亦有不准确处,如“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等。
清代是回族稳步发展时期。清政府虽然对回族实施严格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承认回族宗教与习俗的合法性。清雍正帝在上谕中说:“数年来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人之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庸置疑也。”又云:“倘回民本无愆,而大小官员等但因其习沿稍有不同,以此区区未节故意刻求,妄行渎奏,朕必严加处分。[5]加之,回族文化事业在此时有长足发展,伊斯兰教发展尤其突出,产生了伊斯兰经典汉文译述运动,涌现出众多译述学者,一批汉译伊斯兰经典问世,经堂教育形成陕西、山东、云南三大学派。西北甘宁青地区回族则形成库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产生了一批回族宗教领袖人物。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教存在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文化运动,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回族的分散性。同时,也对回族民族意识的增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丧葬作为回族人生活的一部分,必然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正如著名伊斯兰教学者金吉堂在其《回教民族说》一文中所言:“回族之教训不仅示人以幽冥之理、深实之玄学与做人之准绳,实包有组织社会之一切制度,如经济、婚姻、丧葬等。”清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回族人的丧葬习俗必受伊斯教教所制约,且在继承与发展中前进。
四川回族的先民,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回族入居四川始于元代,明清时期是大量入川的时期。伊斯兰教对四川回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对礼仪、礼俗、节日、生活习惯的影响,都发生着全面的核心作用。《宁远府志·九夷考》记明代安宁河流域的回族说:“本类自相婚姻,……死丧食肉,但不饮酒。死者削去胡发,布袋装脸,用木匣舁去,临穴取尸入坑,去衣扭头西向,覆之以板而瘗之,留木匣复用。每岁清明日用麦饼祭扫,不祀鬼神,不焚钱纸,专敬天地而已。”可见,明代四川有回族,其葬法与现在回族葬法相似,亦和伊斯兰教丧葬习俗的典型特征一致。说明四川回族丧葬礼俗是严格恪守伊斯兰教教规,和全国各地回族人的丧葬礼俗大致一样,但也不同程度吸收一些当地的东西,有地方差异性。诚如清初回族学者马注在其所著的《清真指南》中说:“中国距天房数万里之东,去圣人千百年之后,风景既殊,俗杂各异”、“犹居倭之乡,不能无倭服,处粤之俗,不能无粤语,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譬之曲流舟渡,随波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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