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我国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河道纵横，便于行舟，舟船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从事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人们生前善于用舟，死后以船安葬乃顺理成章之事。但先秦时期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惟有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参见四川博物馆《四川古代墓葬情理简况》，载《考古》1959年第8期)，这是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以下就古代巴蜀人这一丧葬习俗及其文化内涵作一些探讨。
1987年，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青羊小区住宅楼工地发现了一处船棺葬墓，出土了一件纹饰十分精美的铜壶，上有栩栩如生的羽人划船图案(参见周尔泰《成都出土战国羽人仙鹤纹饰青铜壶说明》，载《成都文物》1988年第1期)。这个发现为研究古代蜀人生产和生活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按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鼓纹饰中常见，如云南广南一带出土的铜鼓，其纹饰便有羽人划船图案，船上人均赤身裸体，有的头戴羽冠，船舱显眼部位有一裸体者坐在装饰精致的木架上(参见《云南省博物馆藏铜鼓图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对此，法国学者戈鹭波(V.Goloubw)认为，这类羽人划船纹表达的是“用船送魂”的仪式，它与东南亚婆罗洲达雅克人(Dayakes)超度死者亡灵到天堂所用的“黄金船”相类似(参见〔法〕V戈鹭波《东京与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刘雪红译，载《民族考古译文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达雅克人“引魂”用的“黄金船”，船头、船尾也是用犀鸟的头和尾作为饰物，以便将“亡魂”送到云海中的“天国”(〔法〕鲍克兰《读〈东南亚铜鼓考〉》，汪宁生译，载《民族考古译丛》第1辑，1979年版，第58页)。而船上的羽(鸟)人则为这一仪式的参加者。由于古代铜鼓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被视为神物，具有沟通人与神的功能，因此，用船“送魂”图案出现在铜鼓上是不难理解的。由此推论，巴人行船棺葬，其目的也在于送魂。对此，前辈学者石钟健先生有过如下论述：“〔巴人〕用船作为葬具，目的在于利用船只、水道，把人的灵魂送回故乡。”(石钟健《悬棺葬研究》附论一《悬棺葬与船棺葬》，载《民族论丛》1981年第1期)。巴人的故乡究竟在何处，由于考古和文献资料不足，目前尚难定论。但是把灵魂送回想像中的故乡的思想，却在用船作为葬具的事实中充分反映了出来。罗开玉先生曾指出，蜀地流行船棺葬，与蜀人沿水路送魂的意识有关(参见罗开玉《中国丧葬与文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此说是很有道理的。此外，古代文献《蜀王本纪》中所言的“汶山天彭门”，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四川汶川旋口附近(参见霍魏、黄伟《四川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110页)，那里两座山峰耸然对峙，岷江穿流而过，若无舟船，显然难以渡过滔滔江水返归故里，与祖先灵魂团聚。值得注意的是，山峰的高大耸天，常被古人视为通往天上的道路，而蜀人船棺葬实为“载魂之舟”(同上，第109页)，其宗教和葬俗意义在此昭然若揭。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带的出现和流行，首先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从人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来看，四川盆地江河与溪流密布，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为交通线，这就必须依靠舟楫，故巴蜀是我国古代使用独木舟的主要地区之一。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中，就有关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擅长舟楫的记载。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中的记载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箭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众皆叹。
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这段传说不无神话色彩，但其中“土船能浮”及“廪君”率部众乘“土船”沿水路迁徙的故事，则表明巴族确实是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巴人对舟船怀有特殊的感情，故制造和驾驶舟船本领的高低，遂成为能否担当君王的主要条件。相形之下，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迁徙的民族。据《史记·武帝本纪》、《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记载：蜀人祖先乃轩辕黄帝之后，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长于舟楫，要沿水路迁移或开发成都平原都是极为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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