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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墓葬习俗与藏传佛教间的逻辑关联

 

 

藏区因历史上长期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几乎所有风俗习惯都带有佛教思想的因素。比如,藏历新年最核心的内容,未见得是家人团聚吃年饭,而是拜佛堂上灯供奉。

正因于此,很多人搞不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今天我们就用藏区葬俗这个切片,来给大家剖析一下。

目前,藏区所有的墓葬习俗无一例外的,都包裹着浓重的宗教外衣,并将其推高至“人生对自然的最后一次供奉”的层次。

但如果,我们剥开包裹在葬俗外面的缤纷的彩衣,就会发现藏区古已有之的水葬、土葬、火葬、树葬、崖葬、壁葬等墓葬习俗,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因地制宜”。

 

正是“因地制宜”的原因,加之藏区各地地形地貌差异巨大,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墓葬习俗,并带有非常明显的区域特点。

比如说水葬,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葬俗。

但这种葬俗有赖于江河径流,所以在河流丰沛的地方比较多,例如藏南、康巴、林芝等地区。

从环境因素的角度上说,水葬流行的地区一般都是山高沟深的地带,这种地区土地资源紧张,采用土葬方式显得太过奢侈。因此,先民们因势利导,借用河道资源来处理前辈们的遗骸。

与之相对,地面河流较少的甘南地区,便甚少实行水葬,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只不过一般对10岁以下的夭折的孩子行水葬。其水葬的仪式,也远比盛行水葬的地区简单。

很多人将藏族不食鱼肉的风俗归结于水葬传统,这个说法没错,但不完整。

因为,按照史料记述,藏族对水生动物的敬畏由来已久,甚至可能要早于水葬风俗产生的时间。

在佛教尚未到来之前,原生的苯教主导着西藏民众的信仰。苯教是一种自然多神崇拜,对天、地、山、河、石、树,都有崇拜祭祀。

他们认为,水中有一种称为“鲁”或“龙”的神,水生动物都是祂的子民,如果谁冒犯了“鲁”神便会生麻风病。

在与此相配合的传说里,松赞干布的曾祖父仲念德如赞普,娶了塔波美女琛萨鲁杰为妃,但原来美艳无双的王妃在吐蕃生活一段时间后,美貌急速衰减。

询问之下,王妃说:“在我家乡有一种食物,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吃,可是到了吐蕃后吃不到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仲念德如马上命人取来,王妃服用后不久再次明艳照人,赞普心中奇怪,便偷偷窥视,不成想看到王妃在用油烹制一种蛙(一说是鱼)。仲念德如心情郁闷,得了麻风病,最后被封在一座活死人墓中。

从这个传说,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与其说藏族不吃鱼是因为有水葬的传统,不如说最开始可能是因为敬畏“鲁”神。

与水葬相类似,树葬和崖壁葬也有明显的地域性,目前树葬几乎仅见于波密地区,主要用来安葬低龄夭折孩童。

而崖壁和壁葬则聚集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山南、阿里等地和横断山脉的康巴地区,是种将先人遗骸安置于崖壁洞穴中,避免野兽袭扰的葬俗。

其实,土葬也有一样有赖于地理因素。

在多石地区,土葬形式主表现为石棺墓或叠石墓,而土层较厚的地区则以土坑墓为主。

 

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回归葬俗本质便能发现,墓葬习俗的核心意义在于,“如何让先人有尊严的消失”。

既然最终目的是“消失”,那之前所有的仪式都是过程和包装,而这种包装性风俗,自然需要结合当地的特点,这便是“因地制宜”的由来。

由此可以反推出,藏北牧区(羌塘、那曲等地)和阿里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展出树葬习俗的,原因无比简单,“没有树!”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葬俗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宗教,而是更多依赖于环境,宗教的作用不过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心理安慰的作用。

但必须要承认一点,藏传佛教传入西藏,尤其是在占据了思想领域绝对地位后,佛教思想对西藏的风俗习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包装。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藏族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我们从两种葬俗地位等级的变化来分析一下,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影响力。

首先我们来说墓葬等级的问题。

公允地说,人是一种需要等级的动物,这种需求根植于人性之中。所谓众生平等的思想,不过是种乌托邦式的幻梦。

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政权、氏族、公司亦或是教团莫不如此,因为,等级制度是人类集群最有效管理方式,没有之一。

所以,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有等级概念,墓葬习俗也不例外。

现在,西藏最高等级的墓俗是塔葬。

高僧圆寂后,首先会用火葬的方式对遗体进行处理。经过火葬后的骨灰或舍利子,装入塔中或制成擦擦加以供奉。

因此,西藏地区的火葬基本都是二次葬的一部分。

或者用药物处理高僧的躯体,使其脱水而缩小,最后将遗体直接装入佛塔中,封闭佛塔进行供奉。也有一些寺院在处理遗体后并不装塔,而是直接供奉在香案、壁龛上供信众膜拜。

很显然塔葬方式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才出现的,因为“塔”(窣堵坡)本身,就是佛教的典型文化符号之一。

 

那西藏在没有佛教之前,哪种葬俗等级最高呢?恰恰是今天等级最低的土葬。

土葬方式是西藏最古老的墓葬习俗之一,目前保存下来的墓穴遗址可以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古代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提升后,定居于某地为便于长期祭祀而产生的一种习俗。

随着,吐蕃王室开始构建规模宏大的赞普陵墓,土葬在成了当时人们心中等级最高的安葬方式。

目前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的藏王墓,便保存着吐蕃王朝三十五代赞普的王陵。

另外,在朗县的列山古墓群则是吐蕃时期贵族“钦木氏”家族的墓地。

藏王墓

除了权贵们用封土建陵的方式安葬亲人,大富之家也会采用土葬的方式。

米拉日巴尊者的父亲喜饶坚赞是贡塘(今吉隆县附近)地区的大富商,他去世前在遗嘱上写道:“请亲戚们好生照料我的妻子儿女,不要让他们吃苦,我会透过墓道的洞口看着你们。”

米拉日巴尊者(约1052-1135年)生活在吐蕃王朝崩溃后,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时代。

从这两个时间节点可知,整个吐蕃王朝及吐蕃王朝崩溃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葬都是西藏豪门安葬先人的不二之选。

随着佛教思想影响日甚,西藏的土葬习俗也出现了和佛教结合的倾向。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前文提到的朗县列山古墓群中,出现了“墓丘外观如塔形,并由塔基、塔身、塔顶三段式组成”的塔形墓丘封土,这种典型的舶来品封土和吐蕃传统的圆形、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存在于一个墓园之中,形成了将其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对西藏葬俗的渐进式影响。

而后,因为藏传佛教弘扬的“生死轮回”以及“利他”主义的思想,保留遗骸的土葬变成了一种不利于灵魂转生的墓葬习俗,渐渐被人抛弃,成了最坏的一种葬法。

专门用于处理麻疯、炭疽、天花等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或者强盗、杀人犯、被刀杀死的尸体。

由此可知,墓葬习俗与佛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一整套完备仪式时间,不会早于公元1000年,既不早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早期。

 

最后,我们要来说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了。

很多人在看待西藏文化现象时都存在一个悖论,既用已有的结论来推导原因。

因为,藏传佛教对西藏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便将几乎所有的现象都归咎于佛教。

很多人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西藏文化因佛教而起,因佛教而兴”。说真的,这句话下半句算是比较准确,但上半句就是妄谈了。

就拿墓葬的风俗来说,其出现的年代远早于佛教进入西藏。你很难想象,没有佛教之前,西藏的先民们会不知道怎么安葬先祖吧。

 

我们从分析葬俗的切口中,可以窥见西藏文化发展的脉络,即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的推手、集大成者,它提升了整个西藏文化的层次和内涵,但藏传佛教决不是西藏文化的起源。

换句话说,自从藏传佛教在西藏居于领导地位后,集中了西藏所有的精英,它不是文化的集大成者,谁还能是集大成者?

或者我们再换个说法,假设佛教没有传入西藏,那西藏文化是不是就不会发展了?

当然不是!没有藏传佛教也会有别的思想体系来做这件事。

从葬俗的层面来看,佛教不过是借助了固有的风俗习惯,加入了佛教思想之后,将其系统化、神秘化,打磨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可以自圆其说,充满仪式感的墓葬方式。

这种结合各地习俗,逐渐形成自己仪轨的方式,其实就是佛教传播的过程。

藏传佛教能够发展成迥异于南传和汉传的独立思想体系,有赖于西藏独特的自然和风俗。

因此,藏传佛教之所以会是今天这个模样,绝不是某位或某几位大师天外飞仙式的想法导致的,而是根植于西藏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

从这个角度上说,是西藏文化风俗塑造了藏传佛教,而不是相反。

综上所述:

首先、包括墓葬在内的风俗习惯更依赖环境因素,而不是宗教影响,即所谓“因地制宜”;

其次、风俗习惯形成在前,宗教信仰作用在后,二者的前后次序不能弄错;

再次、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不能因信仰表现为显性、风俗习惯表现为隐性,就误以为二者是强弱主次的关系。

最后、藏传佛教发扬光大了西藏文化,而不是创造了西藏文化!或者换句话说,西藏的文化特征是全体西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中也包括不信佛教的西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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