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我的头脑轰然一下，感到一座图书馆坍塌了，真有点头晕目眩。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用一座图书馆来形容是恰当的。中国上世纪50年代遴选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是他们中最后一个辞世的，无疑象征着一个学术时代结束了。

　　季羡林先生享年98岁，从教63年，这是多么吉祥的数字啊!先生平静地安详地走完了人生历程，可谓功德圆满。然而，从国家领导人、机关干部，到大学的师生、演艺界的明星、佛教界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他教过或者一直心仪他崇拜他的无数弟子，还有接受季爷爷捐赠的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小学生……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乃至海外千千万万的人们坠于无尽的哀思。

　　由于我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这一学术职务使我有机会向季先生讨教请益，结下深厚的墨缘，成为他的“小朋友”。他对北大学报的指导和帮助，对我本人的关爱和提携，春风雨露，恩泽如海。

　　1990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研究，就是怀揣季先生介绍我认识该校的著名学者郑子瑜先生的亲笔信。此后郑先生给了我本人和北大学报巨大的帮助。

　　1992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拟出版我的30万字的书稿《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承蒙他老人家赐以热情洋溢的序。他在序文中说，读我的书稿，使他想起几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听朱光潜先生讲课的情形，心中怡悦之情真难以形诸楮墨(见《季羡林文选》第14卷第53-56页)。我拿到序文，心中诚惶诚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怎么敢接受先生如此高的褒奖?想到先生一向对后生晚辈关爱扶持有加，我把这篇序言当成先生对我的鞭策、鼓励和督导，给我提出的一个奋斗目标。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北大求学于斯供职于斯，但在我心中一年没有寒暑假概念，一周没有双休日概念，工作成了我的生活和习惯，一般有事都能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到我。这种勤奋习惯的养成，完全得益于季先生的榜样和教导。我一直认为，季先生的学问和成就，我们这一代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但季先生的勤奋精神是可以效仿的。

　　1993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季先生作为介绍人并签署推荐意见使我顺利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5年，北大评首届朱光潜文学美学著作奖，是季先生亲自写推荐信使我获得这一我格外珍惜的荣誉的。

　　1997年，当时《北京大学学报》办刊经费十分困难，是季先生以他的名分和地位致函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请赞助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从那时至今，《北京大学学报》一直未间断获得李氏基金的资助。

　　2000年，季先生领衔主编《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我有幸得到先生指点，责成我编选了其中三大家，即《华梵灵妙：金克木散文精选》、《桑榆琐话：张中行散文精选》和《京华心影：汪曾祺散文精选》。先生审查了各卷我起的书名和写的前言，肯定当编辑的我起的这些书名都很形象而贴切。

　　2002年，我怀着极大的热情用赋体创作了《燕园赋》，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立即又获《新华文摘》转载;当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还找我用赋体为主打节目“国土汇聚”创作朗诵词《国土赋》，由倪萍主持，赵忠祥朗诵。我把这两篇赋呈给季先生审阅，他的秘书李玉洁老师告诉我，先生仔细地看完两篇东西，说古文还有生命力，在现代还能派上用场，叫我坚持用功写作。

　　我是获得先生开蒙指引的许许多多后生中的一个，如今斯人已去，伤心之如何?有朋友建议我，文化名人辞世，挽联应是很讲究的事，你了解先生，应拿出自己的才华创作一副高水平的挽联，算是为先生最后送行。朋友的话使我猛然醒悟，一定要化悲痛为决心，把对先生的情和爱凝结成一副有真情实感的挽联。但11日我完全沉浸在悲痛中，除了回忆季先生关爱我的一幕幕情形，脑子一片空白，当然谈不上构思酝酿。12日开始写作，但到15日，四天时间过去了，翻来复去写了五稿，均找不到感觉，自己也非常不满意。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作这副挽联。季先生是一座大山，景行行止，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是驾驭不了这个创作对象的，情绪一落千丈。16日上午，我陪北大一位毕业生第三次来到设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季羡林先生灵堂吊唁。头戴绒线帽、身着布衣、永远的蓝色中山装的季先生慈祥地朝我微笑，这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遗像震慑了我，启发了我。我开始悟到，写季先生根本不需要用华丽的词藻来评价，也不需要找艰涩的典故来装饰，就是按照季先生的经历和学问进行平实的描述。定下这个思路后，我的头脑一下子豁然开朗，再下笔时似乎有一种神助。

　　上联写季先生的学问和事业，自然想到“三通”。与其他学贯中西的学者不同，季先生除通英语、俄语，汇通英美文化、苏俄文化外，他还通梵文，通吐火罗文，对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佛经有很深的造诣。印度总理还就季先生逝世致电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哀悼。像钱钟书先生，可以说他通中西，但不能说他通华梵。所以在描述季生先学贯中西、汇通古今时，另提出一个“通华梵”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强调了季先生做学问更加广博的特点。讲了“三通”，接下来自然要讲他一生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三通”之人所传之“道”，不是一般的“道”，而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至道”。季先生一生呕心沥血培育英才，他因北大而骄傲，北大因他而荣光。把季先生一生所做的学问、事业捋一遍，再想到他出生山东，从圣人之乡走来，学问根基也是从儒学开始的。把这些内容概括进去，上联就算完成了。

　　下联写季先生的道德境界、为人师表。这最突出的表现在季先生晚年坚辞“学术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为媒体广为传颂和称道。这“三辞”，就是季先生本人的话，我只是把它串起来。从文气上看，上联“三通”，一层一层递进;下联“三辞”，一层一层递减。用“三辞”对“三通”，从广义对仗讲，是难得的佳构，读起来抑扬顿挫，余韵无穷。“大名无名”者，套用了老子“大象无形”的话。像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一是早已把各种名分抛引到九霄云外;二是如果单用某一个名分也是难以概括的。在学术界，在中国，在天地间，“季羡林”三个字，已成为一个为人所熟悉、为人所共识、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毋须再在前面添加什么形容词。季先生对他生活和工作的北大校园燕园是十分有感情的，他专门写燕园的散文就有四五篇。“未名湖”是北大校园知名度很高的人文景点。提起北大校园，学界有所谓“一塔湖图”之说。这“湖”就是未名湖，它可代指北大，是北大的象征。我想当年先哲起这个名称可谓用心良苦：一是针对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好名好利的痼疾，起名“未名”，以彰显淡泊名利、宽容无争之意;二是这一景点的人文蕴含，实在太丰富了，“地纳万象，无名写湖”。季先生的散文名篇就叫《梦萦未名湖》，魂牵梦绕的地方啊，可见他对未名湖恋之深爱之切。辞去三顶“桂冠”的季先生，未名湖自然是他理想的归宿，在这里他能自由自在地欣赏湖光塔影、春风杨柳以及倾听莘莘学子在湖畔的琅琅读书声。

　　我把成熟的构思向朋友诉说，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赞许，挽联命意分寸上几经切磋，平仄对仗上的数次推敲，最后便形成这样的文字：

　　文望起齐鲁通华梵通中西通古今至道有道心育英才光北大;

　　德誉贻天地辞大师辞泰斗辞国宝大名无名性存淡泊归未名。

　　如果说这副挽联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紧扣季先生的学问、道德、和北大的关系，基本不用什么形容词，去掉了谀词、缛词和溢美之词，也去掉了一般用于哀悼逝者的空话、大话和套话，完全是客观的平铺直叙。力求明白晓畅中优雅精致，朴素平实里透巧思韵味。季先生爱荷花，他庭院前池塘里有他亲手栽种的被人称为的“季荷”。名人雅士爱荷的很多，各人有各人的爱法。联系季先生一生简朴的作风，我猜想他对“季荷”情有独钟的，也许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吧。我写挽联，也是循着这个思路。挽联如遗像，挽联如“季荷”，遗像、挽联和“季荷”这三个意象告诉世人的，是一个洗去铅华的本真的季羡林!

　　7月19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送别季羡林先生的日子。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礼堂正门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横幅下面长长的挽联采用的正是我写的文字。前来悼念的人们包括媒体记者很关注这副挽联，有的用相机拍下来，有的把它抄下来。我能为先生最后做这样一件事，一直哀痛的心略感一些慰藉。我随着悼念的队伍缓步走到先生跟前，头脑顿时产生幻觉，似乎像从前那样走进先生的家，想请先生对我写的东西进行评说。但先生安卧在翠柏和菊花中间，从此再也不可能起来，再也不可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了，巨大的哀痛涌向心头，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深深地给先生鞠了三个躬。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返回北大的校车疾驰在西郊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车上的人们还沉浸在悲哀中。我从悲哀中抬起头来，下意识眺望窗外绵亘起伏、气象万千的燕山山脉，似乎还隐约看见明人观测到并决定在北京兴建王城的那座神秘的定都峰。我头脑中倏地迸出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对英雄人物界定的话：“英雄在行动上是超凡的人，在情感却是真正的人。”把莱辛的话套在季先生的身上是多么合适啊!季先生曾用笔名“齐奘”，取见贤思齐意，要用玄奘取经的精神做学问。季先生一生践履着“齐奘”的宏大誓愿，学问和事业磅礴天地间，证明了他“在行动上是超凡的人”。他不仅“立言”，还“立德”，一贯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做人四原则，“在情感上却是真正的人”。季先生晚年执意“三辞”，因为这些喧嚣的浮名有违他一生崇尚淡泊、清静、从容和优雅的性情。但季先生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和创造者，他是堪当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英雄称号的。文化的积淀、传承、创新和发扬光大，是我们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神州大地正是有一代又一代像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涌现，他们许身学术，生命以之，他们薪火相传，代有递进，才保证了中华文化血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如同眼前这蜿蜒巍峨屏护京城的燕山和燕山峰峦中那座浓缩了昆仑和珠穆朗玛的定都峰。　(文/龙协涛)